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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爱是最好的火种——访天文考古学家冯时

来源:原创日期:2017.1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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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冯时在香港中文大学“中国古代青铜器研讨会”上宣读论文

  1990年,刚过31岁的冯时在《文物》第3期发表《河南濮阳西水坡45号墓的天文学研究》,一篇考古论文竟引来考古界之外诸多学者的关注。庞朴先生读后对冯时说,你对北斗星的认定,“真是一个伟大的发现!”;意大利驻香港总领事写信给冯时,请他找人把此文译为英文,以便好好拜读并介绍给别人,且寄来翻译费。冯时联系几位翻译人员,因难度太大,还是由自己译为英文,寄往香港。从西水坡M45简报发表,到冯时这篇论文的刊出,其间整整两年,天文学界和考古学界那么多老专家学者都没有反应过来,而让一位年轻人发表了这篇惊世之作,真似“横空出世”一般。

  濮阳西水坡M45墓主仰身直肢,头朝南,脚朝北。墓主东侧是蚌壳摆成的龙,西侧是蚌壳摆成的虎。龙、虎背向墓主,龙虎头部都朝墓主脚端。墓主脚端不远处是蚌塑的三角形,其东侧平行摆着两根人的胫骨。行走状的蚌龙、蚌虎的脚下,以及三角形二胫骨的更北端,各有一具附葬的人骨架,均包括在西水坡M45之中。墓穴的南边(即墓主头向)呈圆弧形,墓穴的北边呈方形,象征天圆地方。遗址还在发掘之中,消息传来墓中有蚌龙、蚌虎的图像,冯时马上想到了“四象”中的东宫苍龙和西宫白虎。他断定那平行的二胫骨与蚌塑三角形的图像,正是北斗星!他又马上联想到这之前的曾侯乙墓所出的二十八宿漆箱上在白虎的腹下也有类似火焰的图像,二者完全可以互证。于是他花四个月的时间,到1988年末终于写完了《河南濮阳西水坡45号墓的天文学研究》这篇论文。

  文章中,他论述了确认北斗星的理由。因为自然界中北斗星的斗杓(斗柄)是指向东宫苍龙七宿中的龙角(即角宿。东宫七宿为角、亢、氐、房、心、尾、箕),把这七宿所在位置连线后,冯时发现,正是甲骨文、金文的“龙”字,这就是中国人(包括海外华人)是龙的传人的原因所在,原来“龙”字本身就是一幅星象图。从西水坡M45的蚌龙来看,远在仰韶文化时期,人们已把“龙”想像成一种动物了。既然古代天文问题在仰韶文化时期的西水坡M45有如此水平的反映,这或许不是一个孤例。所以,此后冯时便留心我国有考古发掘以来的发掘简报和发掘报告,以及涉及天文问题的出土文物,并将其一一搜集起来,萌生建立中国天文考古学体系的想法。但因为其他研究课题的牵扯,此项研究并未能专心进行。直到1995年才得以集中精力从事这一专项研究。一年之后,即1996年,他集中手头的所有资料,写成《星汉流年——中国天文考古录》一书,交四川教育出版社出版。未料1996年9月出版第一版,当年12月便出版了他修订的第二版,受读者欢迎的程度令人意外。这促使他下决心赶快把《中国天文考古学》这部完整构建中国天文考古学体系的专著尽早写出来。五年之后的2001年11月,《中国天文考古学》第一版在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

  人类学家发现,距今约一万年前中国已进入农业时代,理由是中国完成了对农作物与相关农业的动物的驯化,因为对天文的观测,先人才知道安排春生、夏长、秋收、冬藏。从这一点来说,天文学决定了原始农业的出现和人类的生存。春季农耕开始,龙星从东方地平线上升起,这就是民间所谓的“龙抬头”。通过对“龙”等星象的观测,我们先人完成了时空定位,才有了以后数千年不间断的文明。

  对二十八宿起源于中国,原来一直有着争论,西水坡的考古发现及冯时的论证对这场争论画上了肯定的句号。

  冯时很感慨地怀念起老所长夏鼐先生。因为他是中国天文考古学研究的首倡者。几乎在美国哈佛史密斯宁天文台工作的英裔天文学家霍金斯(GeraldSHawkins)提出“天文考古学”这一概念的同时,夏先生于1965年发表了《洛阳西汉壁画墓中的星象图》,第一次根据考古资料系统探讨了中国古代的恒星观测。夏先生的个人学养使他谙熟考古学与天文学两个领域的艰深知识,并把二者有机地融于一炉。十年后,夏先生另一篇题为《从宣化辽墓的星图论二十八宿和黄道十二宫》再次引起轰动,他客观地对中国二十八宿的起源时间和地点作了详细阐述。遗憾的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中期正是“文革”开始,考古发掘只能很有限地开展。一直到八十年代末,中国考古学经过建国以来四十年的积累,以其一系列的重大发现渐入繁荣时期。而1985年6月19日夏先生又过早地离开了我们。所以先生没有机会看到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天文考古学步入它成熟期的一系列的研究成果。而这些机遇都让冯时碰上了。

  西水坡M45发掘之前,冯时已在钻研自然科学的天文知识,他并非早有研究中国天文考古的想法。北大毕业后,他的兴趣是古文字研究。但随着研究的深入,他感到古文字关系到古史的年代问题以及年历问题,这些问题如果不解决,很多商周历史问题便无法深入下去。所以,冯时下决心要解决殷历问题。但这又谈何容易!当年董作宾先生几乎耗费毕生精力写出《殷历谱》一书,结果学术界还有不少人不认可。此后,人们视历算为绝学,对殷历的研究望而生畏,能绕着走就绕过去。人的一生中确实存在着某种因为反对,才去坚持;因为某种不可能,才非要去探个究竟的事。这也是一种不屈的性格促使。冯时一头钻进《殷历谱》中,发现了董作宾先生很多值得肯定的论述,认为它是当之无愧的探索殷历的里程碑。

  一个人在知识面前,必须有一种永恒的谦卑,并把这种谦卑视为做人的标准之一。冯时著述中的任何一点发现或论述,只要是前人已经说过了的,他决不自私为一己之思,必须在文章或注释中明示其出处。差不多酝酿了两年的时间,他写出《殷历岁首研究》和《殷历月首研究》两篇文章。因为研究殷历的岁首和月首,他把有关商周文献中的天文问题也一起钻研了。正是西水坡M45的发掘简报,才使他意识到蕴藏在考古发掘中有不少古文献失载的天文资料。于是他才有了日后《中国天文考古学》专著的问世。可以说,他在中国天文考古学的研究上确有凿空之功。

  就在冯时《河南濮阳西水坡45号墓的天文学研究》一文发表的同一年,他连续发表了《殷历岁首研究》《殷历月首研究》和《中国早期星象图研究》共四篇学术论文,在学术界反响都很大。其实在西水坡M45的简报发表之前,他在钻研天文学知识的同时,也在搜罗古文献和考古发掘中的有关天文问题的资料。不然他在读到西水坡M45的发掘简报后,不可能在四个月内就写出了《河南濮阳西水坡45号墓的天文学研究》这篇成名之作。怎么曾侯乙漆箱天文图像的研究者在冯时的成名作发表之前,没有想到西水坡M45人骨脚下的三角形火焰状图像是北斗星呢?为什么庞朴先生最初把北斗星误释为大火星呢?关键在对西水坡M45中的北斗星用二胫骨做斗杓(即斗柄)的不理解,而冯时马上想到了《周髀算经》上的记载:“周髀,长八尺。……髀者,股也。……髀者,表也。”原始的表,就是立于平地上测量日光投影变化的杆子。原始的表就称“髀”,而髀的本义就是人的腿骨。早期圭表的高度规定为八尺,恰好等于人的身高(上古时的尺寸比今日小)。西水坡M45中的北斗星的斗杓,特意选用人的胫骨,其意图是极富智慧的。可见对一处古文献的疏忽,便导致思路的阻塞。难怪顾炎武感叹道:“三代以上,人人皆知天文。‘七月流火’,农夫之辞也。‘三星在天’,妇人之语也。‘月离于毕’,戍卒之作也。‘龙尾伏晨’,儿童之谣也。后世文人学士,有问之而茫然不知者矣。”《周髀算经》七衡图比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提到的古巴比伦希尔普莱希特三环图泥板还早,西水坡45号墓把它的出现提前了三千多年。

  研究中国天文考古学,要具备自然科学的天文知识,最好学过考古专业知识,不但要有扎实的古文字研究基础,还要把传世的古文献和出土的古文献统统烂熟于心中。冯时探索的每一步,都要付出艰辛的努力和思考。只要翻开冯时的《中国天文考古学》,你看书中每论述一个问题,他都是旁征博引,在纵横捭阖的议论中显示出作者的学识、眼界与才华。尽管冯时已有知名度:博士生导师、《考古学报》副主编、考古所学术委员会委员、中国社科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专家委员会委员、郭沫若研究会副会长、中国古文字研究会理事。但他还是很谦虚,他的谦虚是一种难得的自制力,一种内在的涵养。《中国天文考古学》出版十余年来,五次印刷,读者早已突破了考古学界。北京两家出版社两次发生侵权盗版,被媒体炒得沸沸扬扬,而冯时却淡然以对。

  1993年山东邹平丁公村龙山时代陶文,残辞有11个字,显然具备了书面语的形式,表明某个含意。以往考释新出的陶文和甲骨文,都用甲骨文构形类似的字去对比识读。而冯时考虑跳出旧有的释读法,用古彝文把它释读出来。他还发现了彝族始祖之名“渎”,内容可与彝文文献印证。残辞反映了彝族百解祭中禳病除邪的祭仪。并为傅斯年的“夷夏东西说”提供了考古学的支持。这得到了马学良、俞伟超、松丸道雄等先生的认同。松丸道雄等先生在日本发表了多篇论文,赞赏冯时的考释。几年后,松丸道雄先生与冯时在安阳相遇,问他为什么山东邹平陶文问题在中国反映那么冷淡,冯时不便实说。因为这涉及到一位有盛名的专家对陶文出土地层持有怀疑,而这种怀疑是错误的。为这位专家的尊严,所以学术界保持了沉默。

  另外,冯时2011年12月还有《百年来甲骨文天文历法研究》的专著问世,90多万字的《中国古文字学概论》已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年3月问世,列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的重点教材之一。他还主编了多卷本的《金文文献集成》,在香港和内地印行。

  《中国天文考古学》出版以后,冯时又拟从天文考古学与上古宇宙观的角度来构思一部新书,这就是后来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古代的天文与人文》(2006年)。如果说《星汉流年——中国天文考古录》是《中国天文考古学》的试水,那么,《中国古代的天文与人文》可以说是《天文考古学与上古宇宙观》的试水。我们可以把古人关于天地人的关系概括为一种宇宙观,以这种宇宙观来讨论中国古代的思想和制度。冯时2010年第三次去台湾高校讲学半年期间,史语所请他作《安徽蚌埠双墩春秋钟离君柏墓解读》的学术讲座,受到高度的好评。这正是日后《天文考古学与上古宇宙观》专著的内容之一。

  冯时曾对我说:“如果没有浓厚的兴趣,就别去学考古专业。”想当年高考填报志愿,“北大历史系考古专业”是他唯一的选择。有哲人说过,如果生活是一块沉默的煤炭,那么热爱就是最好的火种,而梦想就是最美的火焰。在深入研究中华文明起源中,冯时2002年发表了《夏社考》、2008年又发表了《“文邑”考》,将出土文献、殷商卜辞、金文及考古资料相互印证,依据相当于夏代早期的出土文字资料,证明了夏王朝的存在。

  或许别人以为冯时的生活一定很单调、很枯燥,其实并非如此。他志趣广泛,对书法、篆刻艺术具有较深的造诣,中学时代就拜书画大家尹瘦石先生为师,朝夕问道,成为他割舍不掉的爱好。他还对西方古典音乐有着浓厚的兴趣,一听到曲子的开头,就知道作者和曲名。他特别喜欢莫扎特的作品,无论是他的歌剧,或交响乐,或奏鸣曲,他都喜欢。每次听听莫扎特的曲子,似乎都和自己心灵深处的一种渴望渴求相通。在令人焦虑的世界里,从这些乐曲中便可以获得一种压倒焦虑的平静。他对话剧、京剧也有着浓厚的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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